新的選舉制度下,很多人不看好即将于12月19日舉行的立法會分區直選的投票率。各種意見綜合起來,大概有以下幾方面的理由:
第一,直選名額減少,選民手中的選票貶值了。
第二,參選人總數下降,與議席的比例也降低了,選區氣氛不熱烈。
第三,非建制派,特别是泛民政黨的參選人大大減少,泛民選民有挫折感。
第四,在社會上正式開展競選的周期縮短了,市民對參選人的認知時間減少。
第五,《港區國安法》施行後,參選政綱缺少富有個性和刺激性的政治内涵,選民不容易分辨參選人。
第六,競選過程缺乏對抗性,少有戲劇感,選民不容易入戲。
以上種種理由即便成立,但是,根據上述理由是否就必然得出投票率會大大降低,甚至如有的人預計的低于百分之三十幾的結論來呢?我覺得未必然也。爲什麽?因爲人心是有反 思能力的,因而人心是會變的。關鍵在于香港市民,特别是合資格選民對香港“一國兩制”二十四年實踐的再認識、對泛民以往作爲的審察、對2019年事件的反思、對功能代表制的理解、對當前香港處境的憂慮和對香港未來命運的關心。
有人說這場選舉臨近公投的邊緣。其實,這沒有什麽可怕,德國思想家雷南曾言,“國家的存活仰賴日複一日的公投”。這意思是說,國家是一種不間斷的精神上的驗證和續造的 現實。毋庸置疑,這場選舉是對香港精神的驗證和續造。
一國兩制來之不易 行之須謹慎
收回香港,這是中華民族的公意,誰也對抗不了。國家是人類的宿命,也是人類自由精神的最高實現。實行何種制度,是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選擇的。
什麽叫“一國兩制”?從主權理論來說,就是打破經典的主權教義,給特區超額授權。很 多很多的主權權能都賦予給了特區。何謂特别行政區?就是沒法按常規來命名的行政區。 按照“一國兩制”的模式是無法建構一個國家的。既然如此,一方面,特區應該珍惜這種 特殊的憲制安排,另一方面中央也“心心常似過橋時”,步步謹慎。
一個23條,中央大度到把自己的專屬立法權授予香港,結果香港遲延了23年。 23年來,多少人信口雌黃罵國家、罵中央,混迹政壇、媒體,得位得名得财,呼風喚雨。
一個好端端的8.31行政長官普選方案,結果有人鼓吹“真普選”、“公民抗命”,煽動“占中”,立法會竟然給否決了。
一個神聖的立法會宣誓就職儀式,演變成了羞辱國家和民族的鬧劇,很多人居然當把戲 看。世風日下,人心不古若是,如何拯救?
一個移送逃犯的事情,在一個單一制國家之内,哪有多少麻煩?結果香港居然鬧出持久暴力來。
雖說曆史不容假設,但要反思就不得不假設。假設香港及早制定23條立法,哪有後來那麽 多的鬧劇?政治風氣哪會那麽堕落?年輕人怎會深度中毒而耽于其中?假設8.31決定得以 完成本地立法, 2017年就已經實行行政長官普選了......香港真正的轉折點不是2019年,而是2013-2014年。可惜香港轉運的良機被“公民抗命”給斷送了!香港的反對派若真有政治智慧和政治底線,怎麽會黯然地退出曆史舞台?所謂“泛民的百分之六十的選民”,若是想明白這些事情,還會繼續做泛民的信徒和支持者嗎?每個選民都是獨立的精神主體,沒有誰是天生的不可改變的泛民的選民。
重構民主理念 探求功能代表制與地區代表制的平衡律
爲什麽香港要實行功能代表制與地區代表制結合的混合民主?
民主是個好東西。但什麽是民主呢?怎麽才能實現民主?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出場。古希臘的雅典是個不可複制的範例。如果人人都奔走向大會,誰來生産?别忘了雅典是小國寡 民,而且更重要的是,它靠奴隸生産勞動。今日之世界,無論哪個國家的民主都是代表制
在民主理論家盧梭的眼中,這樣的民主都是赝品。
所謂代表制,其實質即菁英民主。選賢與能,概莫能外。怎麽選?數人頭是一個辦法,但人類曆史上,還有多種選擇賢良之士的方式,其中功能代表制與民主關系最近,是對民主 的補充和補救。功能代表制的規範理由如下:
1、人不是抽象的,而是社會的人,勞動是第一哲學。韋伯說,選票的平等無非表示:在他社會生命的這個特定時間點,個人——帶有職業身份和家庭地位的個人,處于獨特的經濟或社會地位的個人——不見了,隻剩一個公民。
2、社會是異質的,純粹的政治代表不能——至少不能充分地——再現異質社會。異質性表 現在多方面,最重要的兩點是勞動分化和階級分化。
3、社會是一個功能有機體,是多種結盟的複合體,個人在社會中具有多種成員身份,而相應的組織是他們各種身份的保障。因此,真正的民主就當充分反映社會的多元性,讓各種 功能組織都選出代表。一個完美的民主應該承認多種選舉單元,而不能僅僅限于公民個人。
香港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。商業社會是基于商業社交理性形成的一種和諧狀 态,其原則是功用(utility)。商業社交理性可以令大家互赢,它的結果是一個富裕的和諧社會。國家爲什麽對香港要實行一國兩制?原因是多方面的,其中一個重要的考量就是珍惜香港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,所以基本法把繁榮穩定作爲第二原則(第一原則是一國)。繁榮穩定依靠什麽?最根本的依靠是港人的商業理性和香港精神。
要維護和續造香港的商業理性和香港精神,政治體制的設計就必須體現多元化,兼顧香港 社會各階層的利益。香港的功能代表制是香港民主制度的特色,囊括了所有的行業,絕大多數的從業者都被代表了。每個界别的選舉方式不盡相同,可以說,香港的選舉制度是我 所知道的最爲複雜的選舉制度。
無可置疑,功用與平等之間存在張力,但香港的問題既非要否定商業社會的道德基礎,也 非要否定平等的道德基礎,而是要找到一個度,一個平衡點。
有人認爲新的選舉制度加大了功能代表制的比重,擠壓了地區直選的占比,從而鼓動選民不參與選舉。聰明的選民啊,你們應該更加珍惜地區直選才對!隻有你們的熱情參與和高 投票率才能爲地區選舉出來的議員加持能量,賦予他們更大的含金量,進而爲以後實現普選的最終目标争取更大的機會。打個比方,我們小時候讀中學吃食堂,“僧多粥少”,一到吃飯點,大家蜂擁而至。假如選民因爲可選出的席位減少了就不去投票的話,那是不是反而說明選民對民主沒有真正的渴求,“不餓”、“厭食”呢?
有人因爲泛民參選空間變窄,煽動選民投白票。什麽叫投白票?就是張三李四誰也不選。 誰也不選,還來選什麽?實際上是來“選個鬼”。假如真有大量的選民聽從蠱惑出來“選個鬼”,這些選民心裏就被蠱惑者成功地植入了一個鬼,被鬼魂附體了!這不僅僅是另一種形式的“公民抗命”,另一種形式的内鬥、内耗,更是一種政治巫術,是對選民政治靈魂的掠奪。
斯港斯民,更哪堪幾多風雨?
(作者系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院長、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)